周作人晚年生活凄苦：靠吃臭豆腐和玉米糊度日让周总理批准安乐死

　　周作人是大文豪鲁迅先生的胞弟，即使兄弟俩的年龄仅相差4岁，但在性格、为人、思想等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也成为了日后他们分道扬镳的重要导火索。

　　1919年2月，鲁迅在北京购置大宅之后，特地写信让远在绍兴的母亲来北京和他一起住。而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兄弟及其家人，也一同住进了长兄鲁迅的府邸。

　　但鲁迅的一片好心终究还是错付了，他和周作人兄弟失和的焦点正是弟媳羽太信子。在日复一日的点滴矛盾突然爆发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此后，兄弟俩的后半生老死不相往来，失去了兄长的财力支持，又站错了队伍的周作人，最终沦落到晚年时只能依靠吃臭豆腐和玉米糊续命的地步。

　　周作人的才气和名望虽不及兄长鲁迅，但他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几乎和鲁迅相差无几。读过私塾、接受过新式教育，16岁时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

　　但他和鲁迅的人生岔路口却在留学归国之后，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拯救受压迫民众的思想和灵魂。

　　反观周作人的人生经历相对简单，他在回国后的第二年进入浙江教育司工作，此后几经辗转也并未脱离教育界。

　　32岁时，周作人从一名绍兴中学的普通教师，站上了北大的讲台。而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则是在新文化运动爆发之时。

　　身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以扎实的文学功底，搭配新思想和新理论，成为了“五四运动”的著名理论支撑者。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和鲁迅成为了统一战线的盟友，他们一起支持进步。但谁也未曾预料到，抗战爆发之后，他居然和日本人在文化上有了合作。

　　由于当时正处于敏感时期，所以周作人被当作“文化汉奸”扣押了起来，一年后才被释放。但他却不思悔改，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实，周作人早在1909年时，就和在日本认识的女佣羽太信子结婚了，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埋下了伏笔。

　　更令人气愤的是，1940年的时候，周作人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加入了汪伪汉奸组织，并成为了汪精卫旗下的一员“文化干将”。

　　抗战结束之后，周作人被钉在了汉奸的耻辱柱上，并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1949年，在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关键时刻，周作人才获得了特赦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依靠给出版社翻译国外古典文学作品为生，每个月的报酬颇为丰厚。但十年特殊时期到来之后，他这个曾经的“文化汉奸”，再一次成为了批斗的对象。

　　由于当时各行各业都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所以很多出版社都濒临倒闭。从1966年6月起，周作人的经济来源就彻底断绝了，他只能依靠长子周丰一夫妇接济为生。

　　期间，周作人遭到了多番批斗，甚至还曾挨过好几次打，年过八旬的周作人精神和身体都饱受折磨。

　　最让周作人难堪的是，由于生活已经到了极度拮据的地步，以至于他每天只能依靠吃臭豆腐和玉米糊为生。

　　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腆着老脸给周总理写求救信。1967年9-10月间，周作人曾先后写过两封信，并让老保姆偷偷地送到有关部门。

　　信件的内容令人读之落泪：我已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了，活着也是给家人增加负担，希望有关部门能替我转告周总理，给我一瓶安眠药，并批准我“安乐死”。

　　但他“求死”的愿望终究还是落空了，毕竟这种决定别人生死的要求，有谁会轻易答应呢？更何况他的两封信，在没有交到周总理的手上时，就已经石沉大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