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周作人的两则史料

　　凡是留心过“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人，大概都知道，“苦雨斋主人”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当年曾把他在北京的居所即“八道湾”取名为“苦雨斋”，因为周作人曾是名作家，所以这苦雨斋之名也被人视为颇得高雅脱俗之气。最近我偶然看到两则材料，都是有关周作人的。

　　一则材料是周作人当汉奸时的一幅画像。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中国领土后，为了中国农民的反抗，尤其是为了“扫荡”领导下到处活跃的游击队，屡次发起极其残酷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以“杀光”、“烧光”、“抢光”为内容，名为“三光政策”，等于制造人间地狱。汉奸周作人曾四次上阵为“治安强化运动”助威：一次是在电台作“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的关系”的讲话，三次则是身着日本戎装，挎日本战刀，扛日军少将肩章，前往慰问行将出发进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日军和伪青年团，并发表训词号召剿共救民，建立“大东亚王道乐土”。上面说的汉奸周作人那张画像，就是当时出场为日军“三光政策”助威并以日军军官打扮的周作人的形象的写照（见图）。

　　另一则材料，则是最近从一张文摘报上见到的从一本书上摘下来的有关正面评价周作人的一些文字。这些文字的作者这样写周作人（因文摘报对作者的文字采编写方式，未加引号，所以这里也无法用引号）：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是京派学人的领袖人物（按：京派学人大概是对产生于上海的左翼学人而言）。京派学人讲纯粹的学识，注意性灵的表达和兴味的书写，文章任意而谈，无拘无束，学问里带着诗意，文字温润有趣，疑多于信，求知的灵动感四处闪烁，是有绵绵的情思的。周作人反对革命的冲动，并且怀疑流行的文学，从边缘的视角看事睹人，不相信社会运动能解决灵魂的问题，要靠理性的深思来辨别是非，头脑不被热的东西所刺激。作者说，苦雨斋的弟子们，都把周作人的学问和智慧看得非同寻常，从那清淡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且在他们看来，周作人的精神大，能包容下一切，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郁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苦雨斋的弟子们，对于鲁迅和周作人，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认为像鲁迅那样的作家，过于跟着风气走，那是速朽的存在，于生命是个大的损失，像周作人那样的冲淡才是一条光明的路。而且在那个时代，激烈队伍成份复杂，鲁迅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而且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流氓式的人物。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对于周作人的出任伪职，作者说，苦雨斋的弟子曾写信劝阻，无效，仍照样交往，闲暇之时，偶尔到八道湾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

　　以上两材料，都是关于周作人的。两则材料描画出两个极不相同甚至极端相反的周作人的形象：一个是苦雨斋主人，京派学人领袖，一个是日本侵略者的鹰犬，日本戎装，少将军衔，绝非一般“流氓式人物”可比。两者何以如此相反，又何以如此相通？可以肯定，这绝非巧合。正如有人慨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贼者，卖国贼也。其“贼”的地位仅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下。佳人而沦为贼者，外国也有，如法国的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民族英雄，法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却沦为法奸，希特勒的鹰犬，原判死刑，后因其年迈改判为长期囚禁，以此终其一生。周作人的遭遇似要比贝当好得多，贝当除法国历史有所记载外，已很少被其国人提及；而周作人的“佳人”地位和经历则常被中国某些学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并长篇记述。周作人若地下有知，对此不知作何感想，但愿不再打扰他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