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凄苦晚年：靠吃臭豆腐和玉米糊续命请求周总理批准安乐死

　　吃臭豆腐和玉米糊，是周作人晚年时期的生活常态，而他曾经文化汉奸的身份，如同窘迫的生活一般，时刻折磨着他的灵魂。

　　为了能够早日获得解脱，他甚至在82岁那年，还给周恩来同志写过信，希望他能够成全自己，让自己通过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辉煌又痛苦的一生。

　　说起周作人，似乎就不得不说起周树人，这两个亲兄弟，都是近代文坛鼎鼎大名的人物，周作人虽然稍逊哥哥周树人一筹，可经历却并不比哥哥少。

　　在晚清时期，浙江绍兴的周家很是鼎盛，周作人的祖父是晚清官员，父亲也得到祖父的提拔，如果不是因为祖父犯事和父亲病重，周家也不会没落。

　　可即便大不如从前，周作人的家人也没有耽误周作人读书，从幼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到16岁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一直到后来和哥哥一起去往日本留学，周作人的求学之路可谓顺遂万分。

　　日本留学的经历，对于周作人和周树人来说都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在这里，他们接触到了更先进的思想，也跟一群有着同样理想的人成为了挚友。除此之外，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在文学方面也有相当的建树，翻译出了很多外国知名小说和文章。

　　结束在日本的学习生涯之后，周作人于1911年回到了中国，并顺利成为北京大学的老师。此时的他，不仅是一个有文化的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喜欢参与社会活动的实践者，更是凭借渊博的知识，获得了学生们的喜爱。

　　学生的喜爱让周作人很是受用，加上在文学界取得的荣誉，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是圆满，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挑起的侵华战争，一切或许都还如往昔般平静。

　　那一年，北京大学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不得不选择撤离北平，可是学校的校舍和很多设备却无法一起撤离，最终在校长的劝说下，周作人留在了北平，守护北京大学的校产。

　　因为自身的知名度，日本曾经三番五次联络周作人，希望他能够利用他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助力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

　　可不管日本人怎么游说，周作人却始终不为所动，只是坚守自己中国人的底线，将心思全都放在了文学创作和校产守护上。

　　可一场有预谋的枪击案，却让周作人不得不与汪伪政府合作，也成为了日本人的“帮凶”。说是帮凶，其实也只是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哪怕不得不娶了日本老婆，也始终没有做什么危害国人的事情。

　　然而因为这段迫不得已的经历，周作人却在1945年吃尽了苦头。政府不仅逮捕了周作人，还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虽说在审判期间，有很多了解内部的有志之士都为周作人求情，但他却依然没有免去牢狱灾难。

　　等他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时候，解放战争都已经结束了，此前的那段牢狱生活虽然让周作人身心受挫，但是当下安稳的社会环境，也让他萌发了继续创作的决心。

　　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下，他当上了这里的特约译者，在这个他擅长的领域里，他每个月都有200元的稳定收入，后来，国家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还将这笔稿费增加到了400元。

　　除了这份工作，周作人还是在北京八大湾的住所内，连续为《亦报》供稿两年多，这908篇文章的稿费，也成为周作人的经济来源之一。

　　加上他为国内多家报刊杂志和香港刊物供稿，以及接受朋友的生活援助和卖日记所得的1800元，周作人每个月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可收入高，却没有让周作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他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仅他和妻子以及弟媳每个月看病吃药，就要花去几百块钱；在1965年之前，他每个月还要给长女40元的生活费。

　　朋友有困难的时候，他也总是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慷慨解囊相助；再加上他过惯了奢侈生活，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不懂得精打细算，所以1966年之后，他即便手握人文社每个月200元的预支稿费，依然无法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

　　81岁的周作人，不仅日常生活成了问题，还和儿子一起被批斗，期间他曾经被迫下跪交代罪行，也曾经经历过被皮带抽，更在潮湿寒冷的浴室里生活了一个秋冬，这段经历，让他的身体和精神遭受了双重打击。

　　每个月10元的生活标准，加上的有意为难，周作人和家人只能以粗粮度日，臭豆腐和玉米糊糊就是他们每天的食粮。对于周作人来说，活着似乎就成了一种折磨，吃不饱的独自，无法行走的双腿，浮肿的身体，这些都让他感到了绝望。

　　1966年年末，82岁的周作人觉得自己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不止一次给周恩来同志写信，希望他能够帮自己用安眠药安乐死，结束这凄惨的人生。然而还没有等来周总理的批示，周作人就在第二年骤然离世了。

　　人人追崇的长寿，周作人只觉得是种难以名状的痛，或许死亡，对他来说反而是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