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臭豆腐和玉米糊,是周作人晚年时期的生活常态,而他曾经文化汉奸的身份,如同窘迫的生活一般,时刻折磨着他的灵魂。
为了能够早日获得解脱,他甚至在82岁那年,还给周恩来同志写过信,希望他能够成全自己,让自己通过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辉煌又痛苦的一生。
说起周作人,似乎就不得不说起周树人,这两个亲兄弟,都是近代文坛鼎鼎大名的人物,周作人虽然稍逊哥哥周树人一筹,可经历却并不比哥哥少。
在晚清时期,浙江绍兴的周家很是鼎盛,周作人的祖父是晚清官员,父亲也得到祖父的提拔,如果不是因为祖父犯事和父亲病重,周家也不会没落。
可即便大不如从前,周作人的家人也没有耽误周作人读书,从幼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到16岁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一直到后来和哥哥一起去往日本留学,周作人的求学之路可谓顺遂万分。
日本留学的经历,对于周作人和周树人来说都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在这里,他们接触到了更先进的思想,也跟一群有着同样理想的人成为了挚友。除此之外,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在文学方面也有相当的建树,翻译出了很多外国知名小说和文章。
结束在日本的学习生涯之后,周作人于1911年回到了中国,并顺利成为北京大学的老师。此时的他,不仅是一个有文化的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喜欢参与社会活动的实践者,更是凭借渊博的知识,获得了学生们的喜爱。
学生的喜爱让周作人很是受用,加上在文学界取得的荣誉,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是圆满,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挑起的侵华战争,一切或许都还如往昔般平静。
那一年,北京大学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不得不选择撤离北平,可是学校的校舍和很多设备却无法一起撤离,最终在校长的劝说下,周作人留在了北平,守护北京大学的校产。
因为自身的知名度,日本曾经三番五次联络周作人,希望他能够利用他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助力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
可不管日本人怎么游说,周作人却始终不为所动,只是坚守自己中国人的底线,将心思全都放在了文学创作和校产守护上。
可一场有预谋的枪击案,却让周作人不得不与汪伪政府合作,也成为了日本人的“帮凶”。说是帮凶,其实也只是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哪怕不得不娶了日本老婆,也始终没有做什么危害国人的事情。
然而因为这段迫不得已的经历,周作人却在1945年吃尽了苦头。政府不仅逮捕了周作人,还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虽说在审判期间,有很多了解内部的有志之士都为周作人求情,但他却依然没有免去牢狱灾难。
等他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时候,解放战争都已经结束了,此前的那段牢狱生活虽然让周作人身心受挫,但是当下安稳的社会环境,也让他萌发了继续创作的决心。
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下,他当上了这里的特约译者,在这个他擅长的领域里,他每个月都有200元的稳定收入,后来,国家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还将这笔稿费增加到了400元。
除了这份工作,周作人还是在北京八大湾的住所内,连续为《亦报》供稿两年多,这908篇文章的稿费,也成为周作人的经济来源之一。
加上他为国内多家报刊杂志和香港刊物供稿,以及接受朋友的生活援助和卖日记所得的1800元,周作人每个月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可收入高,却没有让周作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他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仅他和妻子以及弟媳每个月看病吃药,就要花去几百块钱;在1965年之前,他每个月还要给长女40元的生活费。
朋友有困难的时候,他也总是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慷慨解囊相助;再加上他过惯了奢侈生活,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不懂得精打细算,所以1966年之后,他即便手握人文社每个月200元的预支稿费,依然无法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
81岁的周作人,不仅日常生活成了问题,还和儿子一起被批斗,期间他曾经被迫下跪交代罪行,也曾经经历过被皮带抽,更在潮湿寒冷的浴室里生活了一个秋冬,这段经历,让他的身体和精神遭受了双重打击。
每个月10元的生活标准,加上的有意为难,周作人和家人只能以粗粮度日,臭豆腐和玉米糊糊就是他们每天的食粮。对于周作人来说,活着似乎就成了一种折磨,吃不饱的独自,无法行走的双腿,浮肿的身体,这些都让他感到了绝望。
1966年年末,82岁的周作人觉得自己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不止一次给周恩来同志写信,希望他能够帮自己用安眠药安乐死,结束这凄惨的人生。然而还没有等来周总理的批示,周作人就在第二年骤然离世了。
人人追崇的长寿,周作人只觉得是种难以名状的痛,或许死亡,对他来说反而是解脱了。